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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它不仅是对中国革命与红军的严峻考验，更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大领袖及其之间关系的极限挑战。在关乎红军及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上，他们迎难而上，置个人利益于度外，以全局为重，成功引领红军穿越泥泞的草地，将中国革命从低谷中拉出，引领至辉煌的彼岸。

红军被迫冒险前行

在遵义会议的前后，中共中央及红军内部经历了一场关乎红军及国家命运的激烈斗争，最终毛泽东得以重返领导核心。在这一历史转折点，周恩来同志对于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领袖地位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1933年伊始，在王明的遥控指挥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鉴于在上海的生存环境愈发严峻，被迫迁移至中央苏区。在此期间，周恩来与朱德正奋战在前线，指挥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而遭受左倾派系排斥的毛泽东，则于闽西长汀福音医院中静养疗疾。

一抵达根据地，博古等人便迅速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担任书记，从而接替了周恩来原有的职务，成为了中央根据地的最高指挥官。踏上苏区土地，博古便点燃了两把烈火——对“罗明路线”展开批斗，并发起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这两场斗争使得王明的“左”倾错误得以在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中全面铺开。尽管博古对军事作战一无所知，他却从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将其作为自己的倚仗。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始阶段，周恩来与朱德就作战策略与战役布局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展开了频繁的辩论。然而，由于王明背后共产国际的支持，周恩来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权力受到了显著的限制。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同志被推选为总书记，而毛泽东同志并未出席此次会议。紧接着，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全苏二大”。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担任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亦被剥夺。

1934年6月末，博古创立了由其本人、李德与周恩来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负责处理红军战略转移所涉的军政一切事务。至10月初，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兴国、宁都、石城一线接连沦陷，第五次反“围剿”的败局已显无疑。10月10日的午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征程。

截至1934年12月1日，红军历经激战，接连突破敌方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兵员损失过半，从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军中怨声载道，士气低落，纷纷指责。博古心绪紊乱，在束手无策之际，一度萌生自责轻生的念头，幸得周恩来等人的及时劝阻。

湘江战役的惨痛失利将红军推向了生死攸关的临界点，周恩来毅然肩负起实际领导与指挥的重任，开始对李德与博古所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产生了质疑、展开了抵制并进行了批判。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面对国民党数以十万计军队的围攻封锁，如何解救红军，拯救革命事业？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和朱德心中不谋而合地想到了毛泽东的智谋。

虽身处逆境，但毛泽东却无时不在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命运。为了与博古、王明的“左倾”路线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王明与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和王稼祥。

彼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素以光明磊落著称，其信念便是“真理所在，便随真理而行。”在苏区期间，他与毛泽东毗邻而居，随着与毛泽东交往的日益密切，张闻天逐渐领悟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同时对于博古、李德的专断态度以及在战场上的盲目指挥也日益感到不满。

王稼祥素以正直著称，对派系纷争深恶痛绝。他曾短暂地支持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路线。1930年，他踏上归国之路，回国后，便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干事一职，不久后升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抵达中央苏区，肩负重任，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长征伊始，毛泽东、张闻天与王稼祥同被纳入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序列。三人亦师亦友，时常纵论古今，尤其在军队未来发展的诸多议题上，彼此见解渐趋契合。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于通道举行了一场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原有部署，转而进军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地区，此提议随即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的认同与支持。

自宁都会议落幕两年有余，毛泽东首次投身军事指挥的行列。正是在这一壮志满怀的时刻，他挥毫泼墨，创作出了那几句洋溢着豪情的诗句：

峰峦刺破碧空，锋刃依旧未损。苍穹欲倾，全赖此柱支撑其间。

红军抵达黎平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那场著名的黎平会议。对于周恩来来说，这无疑是他人生旅途中面临的最重大抉择之一。在会议上，他毅然决然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与李德及博古的关系彻底决裂。

周恩来昔日的警卫员范金标曾回忆道：“黎平会议是在一个夜晚紧急召开，现场气氛激烈。总理对李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猛地一拍桌子，放置在桌上的马灯随之跳动，灯盏亦随之熄灭。我们立刻前去点亮了灯。至于会议旨在解决何种问题，当时我们并不明了，直至事后方才得知，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向敌人防守较为薄弱的贵州地区进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实现会师。”

周恩来同志态度的调整，对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以及后续事态的演变，均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紧随其后，在猴场会议上，周恩来再度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会议作出规定，要求“三人团”取代军委既定的作战策略，并需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汇报。不久，王稼祥再次找到周恩来，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旨在对长征以来的指挥失误进行检讨。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的支持。

正是在此背景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应运而生。

自黎平会议与猴场会议落幕之后，博古与李德的权力遭遇显著限制，军事行动的决策权实际上已落入周恩来之手。此刻，蒋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上部署重兵，静候红军自投罗网。鉴于此，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既定计划，转而向国民党军队防守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发。然而，李德与博古却坚持原定计划，意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意见相左，争执不休，难以达成共识。因此，红军的命运便悬于周恩来一人的态度之上，最终决策权掌握在他手中。

遵义会议权威文献

在遵义会议期间，博古的汇报对失误之处仅作简单带过，反复提及客观因素，以维护军事上的失败。相较之下，周恩来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败因在于军事领导层在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并从自身军事指挥执行的角色出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主动承担了责任。

张闻天率先对博古与李德提出质疑，对左倾军事路线对红军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该报告的纲要乃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共同构思而成。

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以及转移过程中的逃跑主义。

他的演讲极具魅力，引发了全场的专注聆听。这还是三年来唯一一次，他的讲话未被中途打断，且在结束之后，亦未受到任何批评。

终局之际，周恩来毅然向中央提出更换其职务的申请，并力荐毛泽东领导红军的战斗。周恩来此举，最终导致了党内最高决策核心“三人团”的解散。

关于遵义会议所做出的决定，现存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派洛甫同志负责起草决议草案，经常委会审阅后，再提交至各支部进行深入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撤销三人团制，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同志执掌，而恩来同志作为党内指定的决策者，肩负着对军事事务最终决策的责任。

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在遵义会议后即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彼时，党内总负责人一职由洛甫（张闻天）担任。在军事指挥方面，周恩来接替了李德的职务。毛泽东作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开始涉足党的领导核心，并依据常委的分工，以周恩来副手的身份参与到军事指挥工作中。

应当指出，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架构重归宁都会议之前的格局。党权与军权各自独立，毛泽东虽参与军事指挥，但最终决策权仍掌握在周恩来手中。

打鼓新场风波

1935年3月4日，军委作出决策，设立“前敌司令部”以实现统一指挥。朱德被任命为司令员，毛泽东则担任政治委员。自此，红军再次以“朱毛红军”之名闻名于世。

毛泽东复出后的首战便是土城之战，然而由于情报失误，这场战斗的结果并不理想。当时，部队中弥漫着议论之声，而刚刚在遵义会议上被免职的博古更是冷嘲热讽：“看样子，即便是狭隘的经验论也无法驾驭战场。”可以想见，毛泽东彼时的心情是多么沉重。

战罢土城，红军挥师黔北，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再度横渡赤水河，于娄山关与板桥一带，一举全歼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趁胜收复了遵义城。紧接着，又对敌吴奇伟部增援部队予以重创。此役共歼敌20个团，堪称长征途中的最大胜利。

遵义战役的胜利，成功驱散了土城战役所带来的阴霾，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威望逐步恢复。然而，紧接着的打鼓场风波却显露了毛泽东当时地位的不稳固。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扩大会议上对“打鼓新场战斗”进行了讨论。在会上，众人普遍倾向于采取攻势，唯有毛泽东坚决反对。鉴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被困于偏远地区，稍有不慎便可能面临全军覆灭的危机。尽管毛泽东多次阐述自己的观点，但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最终，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表示：“若你们一意孤行，我宁愿不担任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

“你若不愿承担，那便算了！”张闻天见毛泽东再度意欲推卸责任，不禁焦急起来。“那就如此吧！”毛泽东语气中带着些许愤懑，转身离去。

然而，此次情形迥异，自毛泽东提出辞职至他再度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其间不过短短24小时。那晚，毛泽东与周恩来深入探讨，最终决定取消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事态的发展迅速验证了毛泽东的先见之明，红军成功规避了一场本可避免的损失。

“新场风波”的余波引发了毛泽东的深思熟虑。他对周恩来与张闻天指出，军事指挥不宜再沿用过去的多方集体讨论的方式，不应凡事都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准则。在指挥作战中，权力的集中至关重要。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就毛泽东的建议展开了讨论，并全票通过了此提议。据此，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共同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一个崭新的“三人团”就此诞生。

张国焘拥兵自重

1960年秋季，首都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内。毛泽东会见了他的老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问：“您一生中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刻是何时？”毛泽东的回答令人惊讶：“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过程中，与张国焘在草地的激烈冲突。那时党内危机四伏，甚至面临可能爆发的不确定性的内战风险。”

在毛泽东于中南海菊香书屋与斯诺谈论他“人生中最暗淡的时光”不久，香港拥挤的贫民窟内一间狭小的屋子里，一位生活困顿的老人正一字一句地记录着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这位老人便是张国焘。长征途中，他在草地与毛泽东的冲突，竟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从十万红军的领导者沦为了被中国革命所遗弃的叛徒。他带着酸楚的心情回顾往昔，在关于过草地的章节标题上，他沉重地写下了“分裂”二字。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及朱德采纳了“迂回战术”，巧妙地避实击虚，穿梭于敌阵之间。他们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灵活运用声东击西的策略，以行军速度制胜。期间，红军历经四次横渡赤水河，两次攻克遵义，虚张声势攻打贵阳，进而威慑昆明，最终巧妙地穿越金沙江，成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剿。在这一系列战役中，毛泽东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渐在党内赢得了广泛认可。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为商讨会师后全军的战略部署，中央军委于20日向远在茂县的张国焘发出急电，敦促他“火速前往懋功，以便共同商定后续行动计划”。

张国焘昔时堪称一时之选，风云际会。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他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常委，以及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等职务。在资历上，他丝毫不逊色于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对当时位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也显得不屑一顾。尤为关键的是，他所统帅的红四方面军兵力高达十万。

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不顾倾盆大雨，抵达两河口，静候张国焘的到来。

彼时的张国焘容光焕发，气度不凡，其警卫队伍亦显得威武雄壮，井然有序。相较之下，他面前这些刚从险峻雪山跋涉而来的中央领导人物，毛泽东头发蓬乱，朱德面容布满皱纹，周恩来则须发凌乱……

目睹此景，张国焘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李德也觉得他对待红一方面军的人员宛如对待自家人一般。此情此景，不禁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心生不悦。

晚宴落幕之际，张国焘向周恩来询问：“贵方共有多少人？”

周恩来巧妙地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目前兵力几何？”张国焘自信地回答：“我军共有十万人。”周恩来回应道：“那么我军仅三万。”实际上，抵达懋功的一方面军也仅有大约一万人。

在次日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率先向党中央发起挑战，双方就红军未来的行进路线展开了激烈的争执，博古与张国焘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尽管最终张国焘声称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战略，并对攻打松潘、平武地区表示赞同，但他却以“组织问题”未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企图借此向中央争取更多权力。

“不出一年，你们必北迁。”

毛泽东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就如何对张国焘作出恰当的让步展开深入讨论。张闻天提出将总书记之位拱手相让于张国焘，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抵制。毛泽东坚持认为，即便放弃红军的指挥权，也不能放弃中央的领导权。他深入分析指出，张国焘若执意掌握大权，即便总书记一职易主，亦难保其心满意足，反而可能埋下隐患。毛泽东的立场是，在尽可能满足张国焘诉求的同时，绝不能赋予他独揽军权。在与周恩来商议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转交给张国焘。

沙窝会议落幕之际，党中央着眼于强化一、四方面军的紧密联合，立即率军北上，果断决定将两路军队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汇聚了四方面军的红九军、三十一军，以及一方面军的红五、九军团，并纳入军委纵队，由朱德担任总指挥，张国焘出任政委，刘伯承负责参谋长一职，率领部队沿阿坝方向奋勇北进；右路军则由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与四方面军的红四、三十军组成，徐向前执掌总指挥大权，陈昌浩担任政委，叶剑英负责参谋长职务，亦沿班佑路线挺进北方。中共中央紧随右路军步伐，同步行动。

朱德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暂别。毛泽东对朱德叮嘱，对张国焘需保持高度警惕。

张国焘执掌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带后，以诸多理由故意延宕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决策。彼时，右路军已穿越草地，抵达巴西地域。他暗地里命令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即刻南返，并提出需“全面开展党内斗争”。陈昌浩身边的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深知此事关系重大，遂于9月9日迅速设法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

鉴于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假借部队南下的名义，召集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于是，他携手张闻天与博古，从前敌指挥部出发，抵达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驻地进行考察。与此同时，正于那里休养的周恩来、王稼祥亦加入其中，三人深夜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决议迅速派遣红一、三军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执行北上的任务。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与彭德怀率领红三军，悄然启程，自巴西地区秘密向甘肃俄界进发。

翌日，陈昌浩方察觉到中共中央与红三军已北撤，遂急遣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率骑兵部队追赶，同时向敌前总指挥部请示，是否应对“逃逸”的部队发动攻击。徐向前坚决反对采用“攻击”手段，他强调：“岂有红军自相残杀之理？”陈昌浩采纳了徐向前的见解，成功避免了红军内部的悲剧性冲突。

当李特成功赶上了中央机关，毛泽东以其一贯的冷静，对李特言道：“我坚信，不出一年，你们必定能够北上。”李特怀揣着满腔怒火，将这番话带回了四方面军。果不其然，一年后，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得到了印证。在南方屡遭挫折的张国焘，在无奈之际，只得率领饱经风霜的红四方面军，再次踏上了艰难的北上征途。

“哪有朱反对毛的？”

与此同时，驻守左翼战线的朱德，亦与张国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张国焘暗中策划，假借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之名，实则对朱德进行围攻，迫使他就此表态，撰写文章，并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及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辞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即使你张国焘将我劈成两半，也绝无法割裂我与毛泽东同志的深厚关系。”面对张国焘的威胁，朱德揭露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绝不能离开部队。”朱德深知，一旦离队，不仅可能遭受不测，更会失去继续为红四方面军贡献力量的机会。

10月之初，张国焘率部南下抵达四川理番县的卓木碉，公然擅自设立“中央”，组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常委委员会”。他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予以免职，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杨尚昆、叶剑英被免职，接受调查。”12月5日，张国焘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称：

（一）本机构以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不同名称对外发布文件，并与贵方建立联系。

(二)贵方应称呼为北方局、陕北政府以及北路军，今后切勿以党中央的名义擅自使用。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予取消。

(四)请将北方局及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情况上报，以便进行审核与批准。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自封“中央主席”，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坚决反对：“身为总司令，我无法反对中央，亦不能成为你的‘中央委员’。若你一意孤行，我持反对意见。我将以党员的规矩保留我的看法，并继续以总司令的身份投身革命事业。”在极其艰难的境地中，朱德与刘伯承等人不懈地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

毛泽东赞朱德“临危不惧”。

在南下的征途中，张国焘屡次遭受挫折，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在共产国际的指引下，以及党中央的反复督促与教育，再加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持不懈斗争，张国焘最终被迫做出北上决策。1936年6月，他宣布撤销了之前另行成立的“中央”。7月，他率领部队与红二方面军汇合，一同北上。10月，又在甘肃会宁等地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会师。

11月30日，朱德与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机关抵达保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以及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热情接待。

李德亦置身于欢迎行列之中，他回忆道：“我目睹了他们（张国焘部）抵达保安的情景。他们的情绪显得颇为沮丧，大多数人的衣衫褴褛，各式各样的颜色交织在一起，甚至还有身着喇嘛服与藏族服饰的人。尽管如此，从表面看来，队伍的纪律并未显得松散。参谋部和警卫部队所持武器，已足够令人满意，无需再有过高的奢望。”

相较一年多前在两河口的成功会师，此次双方的位置恰好互换了。

毛泽东与张闻天面露欢愉，热情地与张国焘握手问好。毛泽东登上桌边，向红军发表演讲，对朱德、张国焘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此刻，朱德心中激荡的情感如潮水般汹涌。他的话语间，泪水突然夺眶而出。为了捍卫红军的团结，防止分裂，他承受了无尽的委屈，付出了难以计数的辛劳与努力！

此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一阶段朱德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称其“在大节面前不失尊严”，“胸怀宽广似海，意志坚定如铁”。

张国焘结局截然不同。

尽管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其核心仍怀着一腔真诚，期望他能够深刻反省，全身心投入到党的伟大事业中去。遗憾的是，张国焘并未认真反思，反倒是日渐消沉，最终与党中央渐行渐远。

1938年春四月，张国焘趁着祭奠黄帝陵的契机，悄然离开西安，抵达武汉，转而投靠国民党。同年4月18日，他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开除党籍的处分。

选自《巨星照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共度岁月的岁月》一书，作者郭宏军，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二零零六年八月出版。